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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p343偽上帝_廢止收容教育將“最后一個法外之刑”送進歷史

    時間:2018-12-29 08:04:50 來源:小蘋果范文網 本文已影響 小蘋果范文網手機站

    勾特/漫畫

    12月24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作關于2018年備案審查工作情況的報告時透露,目前啟動廢止收容教育制度工作時機已成熟,建議有關方面適時提出相關議案。這一信息意味著,繼收容遣送、勞動教養之后,中國 “最后一個法外之刑”——收容教育,有望被送進歷史。

    最后一個“法外之刑”

    收容教育制度是歷史產物。1991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開宗明義,“為了嚴禁賣淫、嫖娼,嚴懲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犯罪分子,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和良好的社會風氣”,決定“對賣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機關會同有關部門強制集中進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產勞動,使之改掉惡習。期限為六個月至二年。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根據“決定”精神,1993年9月,國務院制定發布《國務院關于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辦法”規定,收容教育,是指對賣淫、嫖娼人員集中進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組織參加生產勞動以外進行性病檢查、治療的行政強制教育措施。縣級公安機關即可決定收容教育,收容教育期限為6個月至2年。

    收容教育制度由此而生。它與收容遣送制度、勞動教養制度一樣,都是在上世紀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分別針對賣淫嫖娼人員、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和輕微違法犯罪人員而制定的強制性教育改造制度,是在刑法和行政處罰之間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

    上述三項制度都屬于未經制定法律而對人身自由實行的強制限制,都不需要經過正常的刑事訴訟、行政處罰程序,就可直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且缺乏堅實的救濟程序,權力使用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并且,在實施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執行機關濫用權力、公民權利受損甚至人身遭受嚴重傷害等問題。

    隨著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斷進步,2003年6月,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2013年12月,取消了勞動教養制度;現行的收容教育制度,是中國最后一個“法外之刑”。

    多處“硬傷”不符法治精神

    歷史產物自然也能發揮一定的歷史作用。正如沈春耀在此次報告中所述,“收容教育制度實施多年來,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教育挽救賣淫嫖娼人員、制止不良社會風氣蔓延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盡管如此,收容教育制度在法律上存在的多處“硬傷”也不容忽視。

    “硬傷”一:不符合立法法。2000年公布的立法法第八條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立法法第九條規定,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也就是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不能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因此,收容教育制度不符合立法法第八條、第九條的規定。

    “硬傷”二:與治安處罰法相抵觸。按國務院制定的“辦法”,公安機關的收容教育是一種行政處罰,但該行政處罰并沒有明確包括在2005年通過的行政處罰法第八條列舉的行政處罰的種類之中。行政處罰法第九條更明確規定:法律可以設定各種行政處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

    收容教育制度既不是由法律設定,也給執法實踐造成困擾。行政處罰法第六十六條規定,“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可收容教育制度,在規制上明顯更嚴。這兩種標準,導致執法過程兩種選擇,無形之中也給權力尋租提供了彈性空間,導致執法的公正性備受質疑。

    “硬傷”三:與刑法確立的刑罰秩序相沖突。刑法對輕微刑事犯罪的處罰,有兩年以下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的拘役、不予關押的管制,還有定罪免刑的規定。收容教育制度針對的賣淫嫖娼是行政違法行為,并不是犯罪行為,卻可以限制人身自由六個月到兩年,其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比對犯罪行為的處罰還長。

    中國的立法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都是采取法律而非“決定”的形式。立法法由全國人大通過,其法律位階顯然要比“決定”高。有法律專家指出,無論是從“新法優于舊法”角度,還是從“上位法優于下位法”角度,收容教育制度都不符合法治精神。

    廢止時機“已經成熟”

    沈春耀在此次報告中指出,“目前啟動廢止收容教育制度工作時機已成熟”。他所說的“時機成熟”,“開腔”認為包括三個方面。

    一、執法機關認同廢止。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民主法治建設的深入推進,特別是2013年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后,執法機關意識到了該制度存在的先天缺陷,近年來收容教育措施的運用逐年減少,收容教育人數明顯下降,有些地方已經主動停止執行。

    二、民意關切需要回應。2014年5月15日,演員黃海波因嫖娼被北京警方處以行政拘留15日處罰。拘留期滿后,黃海波并沒有被釋放,而是被轉為收容教育6個月。此舉當時就引發公眾對收容教育制度的熱議。公眾的熱議某種程度上體現出民意。近年來,不斷有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建議,應該廢止收容教育制度。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分別于2014年、2016年、2017年,三次在全國兩會期間呼吁廢除收容教育制度。今年全國兩會,朱征夫第四次提出相關建議。前三次的提案角度是收容教育制度違憲,第四次的角度是要進行“合憲性審查”。

    三、備案審查行穩致遠。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這是“合憲性審查”概念首次出現在黨的正式文件中。今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原來的全國人大及常委會的專門機構“法律委員會”,變更為“憲法和法律委員會”。此次變更,預示今后的法律法規事先和事后審查機制將因此進一步完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出廢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議,就是基于全國人大履行“備案審查職能”。

    廢止收容教育,將中國最后一個“法外之刑”送進歷史,既體現中國法治進步,更體現了中國憲法制度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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